挡不住地方摊派、增税,但至少不会出现“火耗”这个名目了。地方上把火耗换个名目,从本质上讲,区别不大;但从技术名目上讲,确实没有火耗了。
而大顺,当然只能从技术上解决火耗问题。
因为,从本质上解决火耗问题,不考虑人性、吏治这些问题,也必须要大动干戈,彻底改变大顺王朝的税收支出逻辑,要解决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配。
而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即便不考虑,只说大顺改变税收和支出体系,地方用钱走国库,这件事,就是扯犊子,根本不可能全面完成。因为,按照理想化的大明大顺体系,地方实际上是基本没钱的,是基本啥也干不成的,而现实又要求他们必须得干一些事。
故而,大顺这边,在“火耗”问题上,能、也只能从这两个思路中选一个。
要么,不合法的火耗,合法化。
要么,解决火耗本身,也即铜银兑换的问题。
也就是说,改变铜钱和白银是两种货币、甚至可以算是本币和外币的关系,而进行货币的统一。可以发行铜子,但铜子得是白银的辅币,是定额辅币,而不是外币兑换。
辅币换大额货币,没听说有黑市。
而外币兑换,必然有黑市价,朝廷规定千钱换一,朝廷规定的和市场价根本不可能一样。
简单的废两改元,那只是收铸币税。
而废两改元的更进一步,就是铜币辅币化,银本位或者金银复本位,这是在铸币税之外,解决一下小农身上重担的一种改革。
这就好比,大顺征税,收外币;而百姓日常,用本币。本币要兑换成外币才能交税,最起码,掌握着外币的那些人,肯定是要狠狠大赚的。
就算不考虑收税,就说去收茶叶、收鹅毛、收猪鬃、收花生、收黄豆、收棉花、收菜籽……一般来说,小农拿到手的,也是铜币。这里面的差额之大,以至于历史上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,理论上以白银计价一些买办都是平本生意,但偏偏做的非常起劲,就源于铜银兑换问题。
皇帝认为货币改革要改。
不管是不是真的,至少确实可以算是一种解决“火耗”的改革,理论上也算是减轻了小农的压力。
但同样的,皇帝的担心也不无道理。先发地区的海量货币,会涌入内地,涌入缺乏白银的内地。
为什么大顺的货币改革,要一直拖到现在才能改?
为什么一定要打完一战、要开始在扶桑挖金子才能改?
因为,不拖到现在、不在扶桑挖金子就改,大顺的金银贵金属,不足以支撑大顺此时的经济总量。
大顺不是日本,没有金山银山。可哪怕有金山银山的日本,新井白石改革前后,也出现了大规模的通货紧缩。
当然,大顺也不是朝鲜国,以至于憋到琢磨着取消货币,搞以物易物,因为自己发行不出钱,贵金属不足,又没有大明那种能靠出口愣生生顺差到白银货币化。
而大顺的金银,又集中在哪?
某种意义上讲,封建王朝,包括满清,征税打仗,也算是一种“货币转移”。这场货币转移,陕商崛起控制了四川的经济命脉、以至于开当铺开到四川人怒砸陕西人的情况,和西北战争的关系极大。江南的白银,通过征税,流入了西北,使得西北的货币增加,为陕西商人崛起提供了基础。
但,大顺一年能收几个税?收的税里,又有多少能够转移到内地?尤其是伴随着改土归流基本完成、西域战争彻底结束、运河修缮基本被废,大顺就算征税再花,这征税的白银也不是往内地流动,而是流向了产粮食的东北南洋、消费养军的京畿周围、布匹产地的松苏、军械产地的渤海。
也就是说,大顺曾经没有条件搞货币改革。因为,贵金属总量不足,和大顺的经济规模相差太远。
而现在,大顺有条件搞货币改革了,因为大顺的金银总量,比之前增加了太多。但是,增加到可以有货币改革的条件的这么多的金银,实际上大部分都集中在先发地区。甚至更明确点,大部分集中在松苏地区。
那么,皇帝的担心,也就并不是杞人忧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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