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元左右的收入,说是困苦,一点都不为过。
曾经的杨锐,勉力挣扎,依旧无法从现实生活的泥潭中脱离出来——当你辛苦了一天,疲惫不堪,饥渴交加的回到宿舍,拿起一盒午餐肉,却舍不得打开的时候,学业的成功与学术奉献的光环,已然黯淡无光了。
也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,杨锐回到80年代的第一件事,就是解决自己的经济困境。
而当经济困境解决了之后,杨锐就再没有顾忌了——
即使他面对的是令人畏难的引物设计,也不例外。
老实说,这项工作,杨锐能够从脑海中的资料库中得到的帮助是很有限的,他至多能够得到一些理论上的指导。
当然,有理论支持也是难能可贵的。理论指导不仅给杨锐指出了方向,缩小了尝试的范围,而且给予了他极大的信心。
即使如此,实际操作依旧困难。
至少比30年后的学者做未知引物还要难上许多倍。
后世的学者起码有引物设计的软件可用,仅此一项,就不知道要节省多少时间。后世的学者还有更多的模板可供参考……
而在1985年,杨锐甚至连仪器的效率都无从追求。
但是,杨锐一点畏难之心都没有。
他吃饱穿暖,有牛肉吃,有定制风衣穿,想坐车坐车,想骑自行车骑自行车,他还存了两屋子的邮票,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和价值不菲的专利技术。
即使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引物设计中,即使要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,杨锐也不觉得畏难。
更何况,他并不是一个人在工作。
遗传工程实验室终究是杨锐掌权,而遗传工程实验室里的8名研究员,也是难能可贵的帮手。
后世做引物设计的学者不好,许多生物专家都有做引物设计的经验,的确,他们有更多的技术手段和资料做后盾,但做此等研究的学者,能有一名助手就算是不错了,想要8名专业的科研人员每周付出110个小时来帮忙,那是想都不用想。
终究,科学之神还是听到了杨锐的祈祷,在吸食了8名研究员的血泪和时间以后,给予了遗传工程实验室以回馈,稍稍的弥补了技术和设备上的缺憾。
而杨锐唯一能够保证的,也就是让自己的研究员们,不至于困苦。
尽管他不能给公立实验室的研究员们以额外的工资,但是,学着现在的国企们那样,多来些福利,总归是简单的。
像是中牧这样的企业,也很愿意满足杨锐的要求。
趁着研究员们围在实验桌前的时间,杨锐打了几个电话,并回转过来,笑道:“我向梅局长、铁局长还有屈场长他们报了喜,约定之后请他们来看演示。另外,梅局长答应给咱们再提供一头牛做贺礼,当然,是宰杀好的。”
实验室里的研究员们都笑了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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