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进入制药公司通常意味着不再继续基础性研究,对于做了半辈子类似项目的教授们来说,这并不一定是令他们高兴的决定。
80年代以前,大部分的欧美研究者是安贫乐道的,正如中国的研究者一样。然而,里根时代的美国和欧洲,却慢慢变的功利化和金钱化。社会评价成功者的原则也变成了能否赚到钱,而非社会贡献。
可以说,自80年代以来,发生在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庸俗化并不是中国独有的,而是世界性的。
60年代或者70年代,若是有国际生物研究会议,与会的老朋友会谈自己的实验和理论,并不多谈实验室条件和收入薪金,但到了80年代,情况颠倒了过来,老朋友们总是在谈论实验室条件和薪金,它们似乎也比实验和理论更能证明成功,或者说,实验室条件和薪金的重要性,在慢慢的超过纯理论的价值。
特拉普首席技术官依旧保持着做教授时的严谨,看过了杨锐的实验准备与实验设计,又检查了他安装的设备,才退出脏器生化车间,让杨锐和他的实验助手自己操作。
近百页的翻译文献,看起来也不轻松,特拉普也算得上尽职尽责了。
而更让他感兴趣的显然是杨锐本人。一名中学生,能够撰写学术文章,在世界范围内不能说稀罕,每个国家都有不少的早熟少年,可是,能看了说明书,就帮工程人员安装先进设备的少年,显然是非常少见的。因为这更多的是经验问题。
特拉普因此问了好些个问题,得到了相对满意,却不是真正满意的答案。
想来,也只有这种时候,特拉普才能重新找回教授的幸福感。
西堡肉联厂的贺海川和宁民也进了脏器生化车间,帮杨锐操纵数量众多的大型设备。当然,说是大型,最多也就是几十升容量的装置罢了,80年代的生物制药公司,处理能力普遍不高。
他们听杨锐和特拉普的对话,基本是听天书的感觉,有翻译帮忙也是一样,到了实验开始,二人还是没有搞明白整个循环运转的体系,只能像是何成和姚尺一样,做某个局部的工作。
杨锐设计的辅酶q10的生产线需要10名工人,现在算上他自己有5个,虽然仅有总数的一半,勉强却也够用。
这种运行效率也正是英国人所看重的,他们都不耐烦管理大量的工人,十名工人加一名脱产干部的组合,非常符合其预期。
西堡肉联厂方面比较无所谓,从内心里,他们其实是希望增加工人数量的,这样也就有了更多的编制。但从另一方面讲,他们承担着制药工厂的工人培训和工人管理的任务,越多的工人数量,也就是越多的压力。
原来的西堡肉联厂脏器生化车间就是一个班组二十多人的编制,现在划10个人出来,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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