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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马是共和的,人人都有资格说话,罗马也是奴隶制的,奴隶连生命权都不完整。西周是民主的,国人甚至有资格参与国君之废立,西周也是泾渭分明的,城郭以外的野人只有纳税的义务,没有说话的权力。
在杨锐面前,有资格谈理论的人,实在是不多了。
简单的说,杨锐尽管年轻一些,可他爱带谁玩就带谁玩。
同样是行业翘楚,甭管是大众化的娱乐业,还是赚钱极多的企业界,甚至是迷雾重重的官场,金字塔尖都不可能自由到科学家的程度。
陈厂长却是拼死了也想和杨锐玩,尤其是进入到他的核心圈子里玩。
不仅是陈厂长,一班飞机上的国企官员,都有这样的念头。
虽然是捐一大笔钱,但是,与企业的收获相比,这又算得了什么。
不过,并不是每个企业都派了话事人出来的。像是陈厂长这样,有一个知道主忧臣辱,主辱臣死的下属的人,还是不多见的。
许多人,最近几天都在拼命的拨打越洋电话,就为了从企业里多要点钱出来。
杨锐却像是一无所觉似的。
他就如同是参与竞选的政党领袖,忙忙的与各方见面说话,并给出各种许诺。
北大离子通道实验室堆积起来的资金量,也是与日俱增。
比政治候选人更强的地方是,杨锐的回报,来的无比之快。
第二天,杨锐就在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上,详细的询问起了南部化工的需求来。
陈厂长激动的不能自已。
这100万元的花的太实在了。
换一条生产线要花多少钱?1000万?你还得是美元,还得有渠道去买,还得买得到等得着,还得运营起来,适合本厂。
整个流程弄下来,三五年的功夫都是轻的。
进口设备的麻烦之处就在于此,设备公司离的很远,想要即时反馈也很困难。而设备安装起来又极其复杂。
想想看组装一台电视需要多少步骤,将这个数字乘以10,是绝对不够一条电视生产线来运作的。
87年还没有合用的网络,发送图片更是困难——某些新闻通讯社倒是有设备能传输图片,效率却是极低,成本极高,也不给外人用,不是普通工厂所能接触到的。
等于说,要想采用廉价的解决方案,就只能在电话里用语言描述问题。
这个要求就太高了,不仅对技术人员的要求高,对翻译的要去更高。
如此,也不过是采购之后的小事罢了,采购之前的事情,那就更复杂了。
我们的工厂适不适合使用这样的生产线和设备,我们的现有设备是否能配套新的设备,我们需要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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