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生的意思是,还可以这样吗?”
“当然了,当时摄像机的确离的比较远,现场也比较吵,可能收不到多少场外话,但站在您身边的记者,也许就装着录音机呢。”休斯顿笑眯眯的解释。
“像walkman那种?”杨锐等于是自问自答了。
离开满地手机录音摄像的年代太久远了,杨锐当时避开了摄像机,却忘了录音机也有同样的功能。
但录音机多贵啊,尤其是便携式的,给你一个脑袋大的就能自称最新科技了。
空白磁带也不便宜,80年代就得几块钱一盘呢。省台一级的电视台和报社,记者想弄一盘空白磁带都得找副台长一级的批条子,拿不出一个合适的理由,是分不到这种十分之一工资的消耗品的。
当然,记者们平时是可以用反复洗出来的磁带的,可在这种环境下,不说反复洗出来的空白磁带质量如何,存档也就等于把这个带子给消费了。
所以,没有确凿的需求的情况下,记者们也不会随便就录带子。
然而,这只是中国的情况,瑞典记者显然没有把这么点小钱看在眼里。
如此算来,最近十年也就是名人们最后的幸福十年了,等到90年代末,狗仔队们都买得起录像带、摄像机以及最重要的长焦镜头的时候,名人们的好日子就算是过去了。
休斯顿哪里能知道杨锐的感慨啊,一无所觉,道:“不一定每家电视台都有中文翻译,不过,为了准备此次典礼,瑞典全境的中文翻译应该都被集中了起来,他们最多只要一下午的时间,就能将你的话给翻译出来。”
“为了一个人集中全国的中文翻译?”翻译忍不住问了一句,又连忙闭嘴。
杨锐的英文翻译是临时找的,平时他也没这个需求,就是参与正式对话的时候,才让北研所的副所长兼职一番,后者本身就是翻译家,早年国内用的生物学著作,很有几本是他做的。
不过,张所长的口译水平虽然也不错,翻译礼仪就一般般了,很多时候根本想不起自己是在冒充翻译。
只是对杨锐这样的学者来说,差不多也就够用了。
不是来斯德哥尔摩,杨锐甚至用不上他。
而对年近半百的张所长来说,集中全国的某个行业的精英做一件事,本身就代表着隆隆的重视。
坐在瑞典人提供的豪华车里,张所长莫名的骄傲起来。
再看杨锐,他更是觉得无比的顺眼。
生在新中国,长在红旗下的杨锐,接受的是完整的中国教育,甚至从未出过国。他的得奖,对于中国人来说,提升的自信心的价值,是难以估量的。
这就像是许海峰在打破零的突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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