”
“就你或者景伯父的名义。我们给外汇好了,各级政府再怎么帮忙,也不可能拿外汇出来不是。”即使是在北京,也就是对外贸易部和外交部等少数部委,稍稍有一点活动的外汇,但那些钱也是不好用的,层层审查是最起码的,除非是国家级领导人,其他人还是别指望能套出外汇来了。
杨锐却不同,他今年分到了15万美元的分红,尽管其中的大部分都用来订购仪器了,但就是剩下的零头,也够他奢靡的铺张浪费了。更别说,某些订购的仪器还不用立刻缴纳尾款。
徐武却是听傻了,说:“你知道老景有多少老战友和老同事吗?”
“不知道,但想组织战友会的,总不能是所有人吧,而且,咱们可以根据战友会的不同,给予不同力度的支持。”
徐武已经听不懂了,说:“你就一次性说出来吧,电话费挺贵的。”
长途电话确实挺贵的,杨锐抬头看看柜台后面的吴倩,她拿了一个纸板,正帮杨锐记录时间呢,免得他多花冤枉钱。
杨锐笑笑,重构了一番语言,继续在邮电所的电话亭里,说道:“咱们可以直白一点,你找那些想搞战友会和同事会的人,请他们在战友会和同事会上,公开支持景伯父,如果可能的话,请他们写一些书信,寄到北京去。如果他们愿意,我们就拿一些外汇给他们,作为战友会和同事会的开支。如果不愿意,那就当是没有这么一回事,随便他们自己组织。当然,给一些人民币意思意思也是可以的。”
寄信到北京陈情,为某某人说项以平反,或者以个人名义寄信到中央部委,在整个80年代初都是非常普遍的。也有些人会组织朋友同事帮忙写信,希望看到信件的组织予以考虑。
当然,更厉害的还是上访,或者在一些民主生活会之类的地方,直接对上级领导做出要求。
不管上级领导喜欢不喜欢,在这一时期,这些招数都是非常有用的。
简而言之,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喝。
平反工作要说有条不紊的进行,那肯定是胡说八道,但它毕竟是有一定的顺序的,有的人早点被平反,有的人晚点被平反,有的人最终也没有平反。前两者且不去说,后者中,却是少不了矫情和傲娇者。
那些以为上级机关一定会记得自己,一定会有自己考虑的人,一个不小心,就泯灭于众生,最终没赶上大平反的好时光,以后不得不常年奔波,寻求当年本可以简单解决的方案。
全国几百万人要平反,审查的人数超千万,卷宗不知道要多少亿,组织审查工作的人才那么点,除了领导要求的以外,高效率又查无遗漏,简直是没有可能。
尤其是到了83年的年初了,虽然有更大数量的党员干部被平反了,可还有数量不少的党员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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