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准备,是为了后期更快速的完成碱基对的测序,而且更省钱。而我们一旦进行了测序,比如第一年,我们完成了5万个碱基对的测序,结果是什么?投资人和民众会高兴吗?”
达尔贝科迟疑的道:“不会吗?”
“当然不会,因为任何人都会这个简单的计算,我们用了一年才完成了5万个碱基对的测序,10年才能完成50万个碱基对的测序,100年是500万个,1000年才5000万个测序,于是,所有媒体都会得出一个结论,人体基因组计划完蛋了。”杨锐拿出了自己准备已久的大招。
达尔贝科愣住了,转瞬,道:“我们第一年测序5万个碱基对,并不代表我们明年的进度还是这样,我们第二年的进度也许是100万个碱基对。第三年也许就能完成1000万个碱基对的测序。”
“既然如此,我们为什么不在第二年再测序?普通人是无法预测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的,他们会用自己薪水的涨幅来判断技术的革新,比如10%的进步,或者多一些,翻倍的进步,但没有人会相信20倍的涨幅的,而要我来判断的话,50倍的涨幅都是能做到的。”
“你的意思是,采用技术先行的策略,一年就能有之前50倍的速率?”
“没错,也只有用这种方法,我们才能尽可能快的完成基因组计划,获得竞争优势。”杨锐内心其实有些感慨。人体基因组计划进行了十多年,花费了20多亿美元,才第一次完成了人体23亿个碱基对的测序。
但是,到了2015年,对人体23亿个碱基对测序一次的成本,已经降低到了99美元,消耗的时间以小时来计算。
这种技术革新的速度,即使是达尔贝科,也不一定能够预见得到。
应当说,杨锐是以过去的经验,来尝试影响达尔贝科的决定。
达尔贝科也确实受到了影响。
如果是别的什么人说这个话,甚至就是蔡教授,甚至就是如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理查德教授这样的人说这样的话,达尔贝科都是不会受影响的。
可杨锐不同。杨锐是PCR的发明人,杨锐还是基因组学的开创者。
达尔贝科是自始至终都关注着杨锐的研究的,就目前做基因方面研究的学者,没有不关注杨锐的工作。所谓树的影人的名,杨锐在过去两年里的表现,决定了他的思想的价值。
假如让达尔贝科选择,谁最有资格估计基因技术的发展速度,杨锐或许不是第一人选,但是,假如要让达尔贝科在自己和杨锐之间做一个选择,他更相信杨锐。
所谓术业有专攻,达尔贝科在基因领域,尤其是基因技术领域的研究,远没有杨锐深入,而且,达尔贝科已经不再年轻了。
一名学者的研究生命可以持续的很久,但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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