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他病逝时,禁军以父兄之礼葬他,他是一位合格的军人。
可就算是秦翰此时复生,也不能担当元丰西征的主帅。枢密院说得好,此次西征是为了平定西夏,这是图谋灭国之举,这种程度的战争,从来没有一个太监来担当的!
而宋神宗给出的答案,居然是不止一个太监,而是两个,外加一个外戚。
另一个太监是河东军主将王中正,鄜延军种谔由他节制;外戚是高遵裕,这是宋朝此时天字第一号衙内,他是高琼的孙子,高继宣的儿子,论身份是宋神宗的外叔祖。这样大的来头,怎么能落在王中正的下风呢?于是乎泾原军刘昌祚就由他指挥。
五路大军中,只有种谔、刘昌祚是主战宿将,居然连自主的军权都没有。
此时此刻,相信大家都想起了两个人名,王韶、郭逵。他们分别平定了西北和南方,论经验论能力,哪一点都比上面这5个人强太多,为什么连提都没提过?
这就是命运弄人了,不止是他们的悲剧,更是宋朝的不幸。
郭逵是注定不用的,哪怕他南征时做得尽善尽美,把交趾杀得鸡犬不留都一样。那时他功高震主,不杀他就是恩典。这时带着点小罪名提前养老,说实话是最理想的结局了。
至于王韶,他已经死了,就死在战争暴发的前夕。他以军功报国,收复熙河是多大的功劳,可是在他的列传里,是这样结尾的。
他的朋友多是南方的楚人,所以立身不正。晚年时颠三倒四,像个精神病一样,得的病是“疽”,身体溃烂,连五脏六腑都能看见。为什么这样呢?就是因为他杀人太多了……(韶晚节言动不常,颇若病狂状。既病疽,洞见五脏,盖亦多杀徵云)
这个世界还有半点的公理道义吗?!
不过这怪不到神宗的头上,《宋史》成稿时,他早就死了好多年了,别说区区一个王韶,就连他本人贵为帝皇,一样被篡改生平。这时我们只需要知道,宋神宗是一个非常认真、谨慎的人,他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有他自己的用意。
哪怕是派太监和亲戚当主帅,后面的事实会告诉我们,面面俱到的结果是怎样的。
回到现实,不管谁反对,宋神宗的意志不可违背,人员、兵力、攻击路线、主帅都由他决定,甚至出兵的日期。
宋元丰四年(公元1081年)八月八日,鄜延军种谔突然发动,冲出守地绥德,击破一支西夏军,斩首千余级。开门大吉,神宗却紧急叫停,种谔的老毛病又犯了,其余四路还没有准备好,你先杀出去干嘛?
这就是种谔的风格。他是西北名将种世衡的儿子,老种相公的一切特点在他的身上都得到了发扬,比如白手起家自力更生。
老种当年手创青涧城,小种建立了绥德城;再比如聪明狡诈不择手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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