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人还是越少知道越好,免得大舌头搅了一盘“好”局。
金权集团把刘君挖过来后,并没有将其放在山恒证券,而是直接让他进入集团的青阳投资分公司担任副总监,而王潮正是这家分公司的投资总监。
“刘总怎么下海了?”曾志成这个行外人毫不避讳地朝刘君问道。
“呵呵,得赚点钱,养二胎。”
刘君用叉子叉起了饭后果盘中的一片西瓜,突然将话题往蒋一帆身上一转道:“现在投行人2018年的奖金是不是2020年都发不完?”
蒋一帆立刻明白刘君问的是针对国家出台的一个征求意见稿,里面提及证券公司应当建立业务人员奖金递延支付机制,不得对奖金实行一次性发放。奖金递延发放年限原则上不得少于3年。
当时该意见稿发布后整个投行界全炸了锅,这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做一个项目就在一年内吃饱,奖金得分三年甚至更多年,分次发放。
该奖金发放方式限制了人员流动性,本来爷我今年干够了,拿了奖金就转私募,或者跳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投资部,结果今年的奖金你分三四年给我,那岂不是我要继续被栓在投行三四年?
国内很多券商,一旦你主动提出离职,后面没发完的奖金,就跟你没啥关系了,都是公司的额外收益。
所以爷我为了不亏本,在等待奖金慢慢发的这三四年里还不能出新项目,否则又是新一轮奖金,想要全部拿完又要等个三四年。
可以说这个政策对于投资银行的所有员工,零支持,毕竟投行人就算不跳槽,也有很大的需求买车、买房与生娃。
那些已经有车有房有娃的人,想的全是换更大的房,买更好的车与生更多的娃,很幼稚,但这就是现实。
“刘总,我们山恒还是以员工意愿为基准的,只要员工家里有需要,无论是看病还是买房,奖金都是一次性给的,毕竟那个意见稿也没强制实施。”王潮帮蒋一帆回答道。
“高薪行业嘛,自然会遭人嫉妒。”刘君哈哈道,“去年我在招聘网站上,看到青阳的有家投行招一个本科生,PPT岗,其实就是专门做美工,年薪开到了30至60万,只要求2年以上工作经验。”
“刘总,那些都是特例。”此时黄元斌插话道,“我们以前在明和,头部券商,正式员工一个月到手就4000出头,租个房子基本上饭都要自己做,不敢去聚会,现在我听说也就涨到了6500左右,您看现在都2018年了。”
刘君笑着点了点头,“没事,项目出来了就有钱了,你们投行干得多,拿得多是应该的,我看了下去年前28家券商的业务收入,投行业务占比是最大的,所以券商要赚钱,还得多靠一级市场。”
刘君当然没有把监管层内部的想法说出来。
监管层认为,在这十几年的发展中,投资银行业务存在“重发展、轻质量”、“重规模、轻风险”,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、执业质量良莠不齐、业务发展与内部控制脱节等现象,与其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方面承担的日益重要职责不相匹配。
“粗放管理”、“纪律松散”、和“过度激励”等这些词会刘君经常能在资本监管委员会的同事们口中听到,这是他们对于一些投资银行的普遍评价。
不少投行申报的项目确实质量不过关,而这些高风险项目的项目组成员,往往寄希望于干一单,吃饱了就跑,奖金最好一次性砸下来,而后从此隐匿江湖、金盆洗手。
国家出台意见稿希望延后投行人的奖金发放,不过就是想让这些心怀鬼胎的人跑得慢一点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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