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,大约四十来个,有老有少,周以力一眼望去,还能见到几个生面孔。
就像是平时上课一样,他提前在黑板上写下了几个大字: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”,随后用着还带有些许湘音的普通话说道:
“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《政治经济学批判》一文中,曾经提到过:
‘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、必然的、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,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。
……
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,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。
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,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。经济基础的变化,迟早会导致整个巨大的上层建筑的转变。’
这段总结起来,就是我黑板上的这十个字,如果大家读过《资本论》的话,就会发现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’,可以说完全贯穿于整本书之中。
因此,只要是希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革命事业,就必须深刻理解这句话的内涵。
不知道大家还记不得上周红中报刊登的一篇文章,专门将十月革命前后苏联的钢铁产量,与我国进行对比。”
教室不大,大家听得都很认真,有人还特地拿出了本子做着笔记,问题一提出来,大部分学员都举起了手。
周以力点点头,一直以来,红色中华报的印数并不算多,但在分配上,所有教育机构肯定是排在优先位置的,因此有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。
接着他继续说道:“既然如此大家应该还有印象,这里我再专门点出几个数据,欧战之前沙俄时代的钢产量为431万吨,十月革命后,苏俄退出战争,钢产量降至308万吨。
哪怕是后来因为三年国内战争的破坏,使得工业产能大幅下降,在经过数年的休养生息之后,还是很快恢复了过来。
那么去年我们国家的钢产量是多少呢?一点五万吨,甚至不够人家的一个零头,更何况,因为军阀割据的缘故,这些有限的产量更是分摊到了不同地方。
所以具体到某一座城市,无论是江城还是申城,我们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,差距只会更大。”
周以力在谈论这些数字的话,心情和语气都是相当地沉重,国家的贫弱体现在方方面面,看到这巨大的差距,作为落后者在迫切希望改变现状的同时,又难免会感到深深的无力。
下面的学员也是类似的情况,只见大家纷纷低下头,捏紧双拳,却又不知从何处发泄这份情绪。
相对来书,周主编的内心要显得更加坚定一些,他相信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,所以快速恢复过来后,他继续说道:
“我说这些不是要来打击大家的积极性,而是要告诉大家,两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完全不同,那么革命的形式也必须要有针对性的调整。
从数据上,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很清晰的结论,现在的夏国还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农业国家,工业基础极度薄弱。
正因如此,国内几乎大部分的城市,其实都是消费型城市,关于所谓的消费型城市,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月二号,程刚同志写的一篇文章。
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些,就是说城市自身的生产能力有限,粮食、棉花、矿物、钢铁,这些最基础的生活、生产物资,都需要从农村购买,或者直接从国外进口。
除了申城、江城等极少数的大型城市外,一般城市生产出来的工业品极其稀少,甚至可以说完全满足不了自身的需要。
所以从生产的角度来看,对于我们现在来说,城市其实应该是负担而不是资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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