们可以直言不讳地作出推测,在日军还未彻底进入关内之内,并侵犯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之前,相当一部分军阀的注意力依旧会停留在国内斗争当中。
所以在与如冯遇祥这样的军阀合作时,必须要警惕他们发生“不可避免的叛变”,防备对方向我们的武装力量发起进攻,这也是我们下一阶段需要尤为注意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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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鉴于当前的局势,苏联那边还是愿意做出一些尝试的,他们承诺将会在5月之前先行运送一小批军火到察哈尔,但要求由我们的同志来进行安排,后面大家可以好好讨论一下具体应该如何筹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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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程刚同志,他接下来的任务主要是辅助还在陕北集训的红五军团,届时若是时机合适,这支部队将作为我们的抗日先锋军,东渡黄河奔赴晋察冀边界,并在那里着手建设新的红色根据地。”
李润石的这段话里头隐含的意思其实挺丰富的,在座的大多数同志也都听出来了,大抵可以分为三个方面。
首先自然是确定了土共与冯遇祥之间的合作基调,只可能是一种“非正式关系”。
这与闽东的蒋文鼎、关中的杨虎承很不一样,在后两者的地盘上,红军实打实地占据了优势地位,无论那些军阀心里头是否反赤,只要他们还需要维持住自己的地位,就必须与土共达成合作。
甚至冯遇祥之流与粤省的陈济棠还略有不同,后者虽说也是势力颇大,而且一直对中央苏区的地盘虎视眈眈。
但两边的贸易往来牵涉了大量的利益,至少在短期内还能勉强维持住合作的局面,说白了就是在商言商,反而更加干脆。
至于察哈尔那边则完全不同了,土共在当地的武装力量相当薄弱,又没有条件与冯遇祥建立深厚的利益关系,仅有的苏援牌更是八字还没一撇,而且还得防备对方故技重施。
正因如此,土共这边其实很有理由怀疑冯遇祥等人组织这个抗日同盟军的目的,这里头起码有一小部分企图,是利用群众的革命情绪来扩大他们的个人势力。
当然,抗日一事论迹不论心,如果大家能够一直精诚合作,土共也不介意让出一部分实际利益,可这大概率只是个理想情况。
这也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难点之一,大家互相之间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,又要如何才能在没有太多外部压力的情况下达成合作,即便是李润石都对此并不乐观。
其次的第二方面,苏联同志所承诺的“一小批”在大家看来也确实是一小批,一千支步枪和配套弹药,仅仅只比现在红军所有军工厂的月产量之和,高出了那么一丢丢。
虽说后者的统计结果还存在不少水分,一些质量堪忧的土枪土炮也被算了进来,但在实打实地拥有了一定自产能力之后,同志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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